检察院前领导及主管人员，涉嫌串通私营公司主事人，长期将检察院大部分工程及服务以高价判给指定公司事件，引起社会关注政府工程及服务外判问题。审计署上月发表《顾问、研究及民意调查的外判服务》报告，审查公共部门在相关外判工作情况，批评有关部门滥用豁免制度，迴避正常程序，大有滥用外判服务、浪费公帑之嫌。有学者认为，公共部门调研过分依赖外判服务，而忽略升公务员团队在政策制定上的分析能力。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逸表示，要改变事事外判调研的现象，归根究底，还是提升内部团队能力。(周婉茵摄)

审计署报告指出，公共部门在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的三年半间，65个部门共有1,514个外判服务项目，开支涉及14亿元，而审计署抽查的280个项目中，竟然有81个存在问题，如豁免招标程序、规避询价机制等。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逸日前接受本报访问认为，调研有其重要性，首先坊间不能否定其专业成分，惟何以调研项目数量惊人，又事事外判，他认为是由于公职团队，本身相关能力不足所致，坦言问题非「一日之寒」，是澳葡时代遗留的历史问题。

他坦言，一直以来，公职系统就强调公共服务供给，不太重视内部政策制定的分析能力，也缺乏制度协助公务员提升相关能力。同时，坊间在评价公共部门时，常以服务做得好坏与否作为标準，遂强化了政府部门将精力花费在提升服务质素上，确保市民满意度。惟回归以后，社会需要出台更多政策，支援社会发展，问题于是涌现，部门在研究政策议题时，缺乏相关能力，根本不知从何入手，故最简单快捷的方法，就是依赖外判机构给予建议。

余永逸指出，现时公共服务表现不差，赢得市民不少掌声，但到了政策制定时，却惹来骂名，原因亦在这里。部门本身缺乏方向，于是愈依赖外判机构调研，惟机构根本不了解部门所需，互相拉扯下，调研结果自然强差人意，亦影响政策本身的效益。他形容，提升有关能力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服务做得好一定有人讚，但政策研究工作做得好，就始终唔会人人都满意」，于是亦造成了部门在外判服务项目上，就贪求方便，规避招标、询价等正常程序。但他认为，公务员团队，始终不能只按本子办事，故要改变事事外判调研的现象，归根究底，还是提升内部团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