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轴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成就了大量的中产阶级，过去30年来，年收入在1.15万美元至4.3万美元之间的家庭，从几乎没有，到目前已成长至约2.25 亿个，这个发展极为惊人，外界估计，到了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将超越整个欧洲人口。

英国《经济学人》杂誌，本月刊登一篇题为《中国中产阶级：2.25亿个让中国领导人忧心的理由》文章，指出中国中产阶级急遽增加，但愈来愈多中产阶级失去安全感，而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他们将对现状更为不满，如果领导人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可能因此导致毁灭。

文章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富裕，但缺乏安全感，他们担心经济下滑，当前的荣景不再，如何安心养老，社会安全网络是否能保护自己的下一代，高额的医疗费用可能花去毕生积蓄，而拥有的房产也可能在官员的贪腐下被推翻，一切化为乌有。《经济学人》认为，如果没有一个透明、法治的政府，腐败难以被系统性消灭，个人的财产与安全也无法真正得到保障，而这一切，需要透过言论自由来产生改变。

这篇文章引起内地舆论及媒体的反驳，认为《经济学人》将中国的中产阶级从中国社会剥离出来，描绘成一个「忧郁症群体」，变成社会矛盾的受害者，是典型西方式对中国泼髒水的做法。

所谓的中产阶级，在不同社会中有不同的意义，大多数对中产阶级的讨论，瞄準的是资本家与劳动族群之间的中间阶层，一种具备两个阶层特性的矛盾群体，他们没有资本家掌握的生产工具，但在生产中从事规划、统筹和控制的工作，对劳动阶层拥有掌控的权力，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仍然出卖劳动力赚取生活资源，屈服于资本家之下。他们能够赚取够多的金钱维持生活，但因掌握的权力不够，对未来有太多的不安全感。

事实上，这种描述与《经济学人》预测的中国中产阶级相当脗合，只不过在西方经验看来，中产阶级通常会藉由这种忧虑，积极参与政治，推动政治改革，在亚洲的类似经历，有韩国及台湾，中产阶级藉由政治参与，改变权力结构。西方政治学普遍认为，这类的改革动力，在上个世纪推动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然而在中国，这种担心有些言过其实，中国的中产阶级确实面对财富缩水、未来不明朗的危机，肇因于产能过剩、金融空转及资产过于集中在住房上，但更多的调查也显示，多数的中产阶级如果将自己的认同建立在社会中上阶层，一般而言对政府的满意度会愈高，对社会公平的感受也愈高，换句话说，如果中产阶级认同自己的中产地位，反而更能有助维护社会稳定，他们无意挑战政治权威，因为远离政治才能保障自己既有的利益。

然而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出现与扶贫政策息息相关，在鼓励与製造中产阶级的过程中，多半仰赖资源投入，一旦资源撤离，许多原本认定自己已脱贫的人们，可能要面对「返贫」的问题，如果这种情况普遍出现，「中产阶级」的危机才会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