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澳门学生陈皓扬，因为去年虐杀街猫「大橘子」案，16日在台北地方法院出庭应讯，步出法庭后遭到愤怒的台湾民众追打，他们不顾一旁戒护的法警，冲上去抠他双眼、扯他头髮，陈皓扬痛苦不堪，场面彷彿非要当场杀死他不可。陈皓扬残害弱小的行为引起激愤，但杀猫有罪嫌，自有法律审判，若真是有病在身，更应该接受治疗或辅导，这种私刑式的反应或许一时痛快，却不是个成熟公民社会的作法。试着想象，若陈皓扬因此病情加重或寻短见，事件又该如何收场，自诩声张正义的人，又有谁会出来负责。

以正义为名的私刑，在一个民众不信任司法的社会中频繁出现，人民对法律的信任都出现危机，是社会发出的危险讯号。在美国英雄电影中，超级英雄的存在，都是因为失能的法律无法解决罪恶，他们一身劲装，黑夜出没，不受政府、法律或任何教条规範，行事以复仇为基底，一个民怨愈高的社会，英雄就会愈受欢迎，公权力就这样被搁置或虚化。

但这种复仇是否正义，一直是需要讨论的问题。那些殴打陈皓扬的民众，对于他是否真的有精神疾病或心理问题并不关心，而他们的行为多半也都得到所处的社会环境所认可，「残害动物的人往往获轻判，因此非得饱以老拳，不足以洩民愤」的逻辑普遍被接受，而打了人以后是不是能让类似案件不再出现，也从来没有人关心。这种宣洩式的伤害，不但无助减少类似事件，反而会让法治的观念更加弱化，民主倒退。

伪正义往往比罪恶本身更危险，因为是非对错的判断标準不再掌握在法律手上，由舆论自行判断，而人皆有良知，作恶的人自有良心谴责，而这些「正义人士」则会合理化自己对别人的伤害，不会有良心谴责，认为就算当场打死人，顶多只是个「鲁智深」。

私刑者如何成为英雄，这不是一个问句，而是一个否定句，以暴制暴的暴力行为，必然会导致暴力被过度滥用，而法律即使不完善，仍然是公共意志的显现，真正进步的社会，应该透过充分的沟通，以集体共识完善法规，让法律随着时间与经验更加人性、更加理性。检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是看他们怎么对待好人，而是看他们怎么对待坏人。

台湾在历经「太阳花学运」点燃的「公民觉醒」后，似乎对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更加单向度，成为一个看似进步，实则趋于保守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