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历史学者克罗齐曾说过，「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主张书史者要以当前生活的关切来观察过去，才会具有真正的意义。明日是台湾「二二八事件」届满70周年的日子，过往这一天，向来是台湾本土派号召台湾人意识的重要日子，不论是国民党执政时期或如今的民进党，面对历史真相、走向转型正义是双方共同的语言，只是程度上或许略有差别。今年是蔡英文执政以来首个「二二八」，北京当局罕见地为「二二八」事件定调，高规格举办纪念活动，散发出极为丰富的政治意义。

其实早在1987年「二二八」事件40周年时，北京也曾举办纪念活动，并且公布许多历史档案。今次的纪念，则定性为「台湾人民推动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事件」，暗示当时的武力反抗是在配合中共在国共战争中的行动，凸显台湾人民渴望中共统治的想像。

1947年2月27日晚间，台湾省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天马茶房外以暴力查缉私烟，造成民众一死一伤，酿成民众反抗政府的行动，许多台籍菁英与外省人都在冲突中被杀害，死亡人数至今统计不一，从数千到上万人不等，事件也埋下了反对威权统治的深根。当时虽然许多知识分子抱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台共），但心中却没有中共的影子。

在「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当年仍在延安的《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声援，将「二二八」定位为「台湾自治运动」，但未採取具体措施，而在台的中共潜伏人员，也未能发挥多少作用。领导「二七」部队的谢雪红，就曾明确与领导中共台湾工作的蔡孝乾断绝往来，而中共省工委武装部长张志忠，虽组织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也是在「二二八」之后。

「二二八」事件的核心，可以体现在当时的事件处理委员会上，当时委员会提出「32条政治要求」，不仅主张台湾自治，也包括人权与民主问题，因此如今在台湾，无论是蓝营还是绿营，都将「二二八」视为反抗专制、追求民主人权的重要事件。

要讨论「二二八」，无可避免要触及敏感问题，也有许多矛盾要解决，譬如当时台共的社会主义理想如果真是解放斗争，为何在如今的两岸四地却都看不见社会主义的余绪，而当年《解放日报》定性的「自治」一词，如今更是提都不能再提。以谢雪红为主的台共成员，事件后逃往中国大陆，历经整风、反右与文化大革命批斗，晚景凄凉，如果要纪念「二二八」，要如何诠释谢雪红的下场呢？

无论是「追求自治」还是「解放斗争」， 要争夺「二二八」话语权，都必然要触及到两岸间最深刻矛盾的问题，而台湾在转型正义上的工作已经累积多年，除了细节与责任问题有争议外，事件本质已经深入民心，而对国民党而言，做为「抗暴的对象」，「解放斗争」的解释则是无比尴尬，不知该如何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