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球经济增长迟缓、西方世界向传统左翼发出怒吼的同时，联合国本月20日发布《全球幸福报告》，富裕的西欧小国再次名列前茅，这些「幸福」国家清一色重视平等分配与社会福利，然而这种重分配的「左倾」思维，却不被当前的政治生态接受，从美国大选、欧洲右翼崛起都可见一斑。对主权、就业、经济发展的声声呼唤，究竟能不能造就一个「幸福国家」，又或者是造成更多冲突与不幸福呢？

经济增长确实是提升国民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在这份报告中，幸福度上升最大的国家，有11个在这段期间都有显着的经济成长，但另一方面，排名前五名的「幸福国家」，经济增速却都落后国际水平。排名第一的挪威，经济增长只有1.5%，而以GDP增长率傲视全球的中国，却在幸福度上面开倒车。许多幸福感非常低的国家，也未出现经济大幅滑落的情况。答案或许是，提升幸福感可以靠经济增长，但阻止幸福感滑落，却不是经济发展可以左右的。

贫富差距常常是用来解释幸福感的因素，衍生出收入较低的人会因为别人赚了很多钱而感到不幸福的说法。然而实际的状况或许是，大部分人并不在意富豪比自己多赚了多少钱，而是关心自己能否得到社会安全网保障（基本工资、健保、教育补助或退休金），能否自由追求个人发展，以及政府值不值得信任等等。

譬如在幸福感下降的美国，虽然特朗普政府以提振经济、刺激就业为主要口号，但调查却显示美国民众对社会支持、对政府信任程度、个人自由感等面向上最感不安，而非人均GDP。

另一个例子是经济发展停滞、政治分歧与贫富差距都扩大的台湾，幸福感排名却逆势上扬，在亚洲地区中名列前茅。台湾虽然在经济与政治上面临许多危机，但完善的健保制度、发达的医疗技术、便利的交通与对政治的自主权，令许多台湾人能够继续过着「小确幸」的生活。

因此缩小人们的幸福感差距，并非财富重分配可以解决。财富容易量化，幸福却很抽象，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当财富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社会结构的稳定将比经济增长更重要。如果一个地方经济高度发展，但财富分配是因为出生背景、裙带关係，而非努力与付出来决定，社会结构就会出现裂痕，人们变得更自私，幸福感就会下降。主观的幸福感是一个政府能否成功施政的重要指标，一个好的政策，并不是要把财富分配给收入不高的人，而是应该确保提供公平的机会，提供完善的社会支持，让人们自己去追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