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有大法官背景的人士担任新一届特区行政长官，相信会为澳门法治社会带来更坚实的保障，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是维护澳门安定繁荣的重要基石。其中，「刑法」作为整个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和严肃的部份，值得澳门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关注。而作为代议士的立法议员肩负着三重责任：既要反映民意、关顾社会实际状况，同时也要参与专业的法律工作，则更加需要加倍认真学习和对待「刑法」的立法工作，否则稍有疏忽便可能为澳门社会带来不可量物的负面后果和影响。

众所周知，「刑法」最直观的作用就是要保障市民生命财产、维持社会秩序、打击和惩罚犯罪。然而，严厉的手段背后，蕴藏着严谨的逻辑和複杂的理论基础，这不仅要求执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对于法律有深刻的认识和掌握，才能有效将罪犯绳之于法或避免出现冤案错判。同时，立法工作者亦应该对自己所立的「刑法」有深入研究和了解，因为法律一经制定便难以修改，若欠缺对法律的认识或立法技术的偏差，可能会导致法律之间的不协调，自相矛盾，甚至出现不公正的后果。毕竟再专业公正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也必须严格遵循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规範进行裁判。

然而，基于历史原因，法律适用不一致的情况在澳门俯拾皆是，如去年曾揭发一宗以贴纸代替瓷砖的路牌作假案，疑犯被执法部门以「货物欺诈罪」移交检察院侦办。该法律定于1996年，最高刑罚为五年徒刑或科处最高六百日罚金，而一般情况下往往以科处罚金代替监禁。然而，此犯罪若对照《刑法典》第211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对于涉案金额逾百万元的重大诈骗案件，其刑罚可高达十年，且不能够以罚金替代。可见法律原意对于巨额诈骗之犯罪，乃採取严惩不怠的态度。

至此，读者们可能会产生疑问，面对这种数额巨大且影响深远的罪行，为何执法部门不能够以更严重的诈骗罪来控告？因为按照刑法理论和原则：「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故即使出现不合理情况，亦必须以专门的罪名来检控和定罪，这就可能导致出现重罪轻判现象。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出于司法界身上，而是立法者的责任，出于当年的立法者对刑法的疏忽，对刑法理论及原则上掌握不当所致。

另一个矛盾例子为2016年通过的《预防及打击家庭暴力法》（以下俗称《家暴法》），当年的立法者将家庭暴力定为公罪，让执法机构和保护机构能够主动介入，对受害人提供主动保护的确是一种进步，然而当中的惩罚规定却同样出现重罪轻罚的状况。按照《刑法典》原有规定，加重严重伤害他人身体完整性，最高刑罚可超过13年监禁。而根据《家暴法》，非一次性的暴力，甚至是长期的暴力虐待，同样的结果最高只会处罚8年徒刑；即使受害对象为儿童、孕妇，其最高刑罚也只是12年的徒刑。面对这种更具谴责性的罪行，其刑罚却低于《刑法典》本身原有的规定，实在有违加强对弱势保护的原则和逻辑。

刑法的制定，其社会关注度可能会低于其他民生或经济事项，但对社会影响的深远程度却不容小觑。适逢本年将会迎来新一届立法会选举，故此笔者在此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新任行政长官承诺会成立法律检讨小组，尤其是推动重要法典、法律法规的检视和更新，笔者对此表示高度认同。并促请法律小组亦要对刑法体系进行全面检视、修订和优化，完善法律体系间的协调性，以充分发挥刑法对维护社会秩序、强化对儿童、妇女等弱势群体的保护。

其二，建议现届政府与各部门在统筹立法工作上，除了透过现行的公开谘询机制以吸纳意见外，亦应扩阔其参与机制，适当让立法议员、专业之法律机构团体、专家学者、业界组织等能够参与到法律起草的过程当中，提升其立法的水平质量同时，更有效地平衡各方利益。

其三，鑒于刑法影响深远，且涉及艰涩难懂的逻辑原理和複杂的原则规範，作为立法议员及其助理、顾问等相关工作人员，必须要加倍谨慎应对，并需要积极学习以补充相关知识，即使在百忙当中亦要积极充值，笔者与诸位同袍、同工共勉之。

澳门经济民生联盟副主席、立法议员 罗彩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