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更是自古以来学习知识的重要工具，但书籍更多收藏在私人手中，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逐渐增加，图书馆亦应运而生。澳门作为着名的东西方文化交融城市，从最初的私人藏书到现代公共图书馆体系的确立，澳门用一百五十余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从知识垄断到知识共享的深刻变革。昔日的八角亭图书馆（约1950年代）。（澳门记忆官网图片）

澳门早期图书馆的萌芽

19世纪中叶的澳门，作为葡萄牙在远东的重要据点，正处于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1869年，岗顶剧院图书馆的成立拉开了澳门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序幕。这座由葡萄牙侨民筹建的图书馆，虽然服务对象有限，却首次将「公共借阅」的概念引入澳门。随后在1870年问世的澳门人图书馆，则进一步扩大了服务範围，开始面向本地葡裔居民开放。

1873年是澳门图书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不仅见证了澳门陆军俱乐部图书馆的成立，更值得铭记的是12月27日澳门总督欧美德颁布的第92号训令。该训令正式批准成立「澳门图书馆」社团组织，其章程明确规定：「建立及保持一家私人图书馆，收集国内外书籍，促进会员及捐赠者的教育及娱乐。」这一举措标誌着澳门开始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馆雏形。

这些早期图书馆虽然规模有限，却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它们不仅是知识的储藏所，更是文化认同的象徵。在殖民语境下，这些以葡语文献为主的图书馆，成为维繫葡萄牙文化认同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它们也为澳门知识分子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文明的窗口。

公共图书馆理念的确立

19世纪末，随着啓蒙思想在全球範围的传播，公共图书馆理念开始在澳门萌芽。1894年，澳门政府在利宵学校设立图书馆的尝试，虽然因经费短缺（每年仅一百雷依斯）而举步维艰，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当时葡文报刊《独立日报》评论：「只有那么一点点资金，实在估计不出到底需要多少年才能看到一座令人神往、好处无穷的图书馆的影子。」《澳门迴响》则更尖锐地指出：「本地区缺乏大众阅读风气」，直指澳门在图书阅览设备方面的严重不足。这些批评声音反映了知识阶层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迫切需求，也预示着澳门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觉醒。

转机出现在1895年，澳门国立图书馆（今澳门中央图书馆前身）的成立标誌着澳门公共图书馆事业迈入新阶段。首任馆长马德斯•安东尼奥•利马面临的却是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内一间破旧不堪的房间作为馆捨。开馆四年后的统计显示，读者仅36人，被阅书籍44本。这些数字背后，是殖民政府有限的投入与当地居民文化习惯之间的巨大鸿沟。

馆捨变迁与功能拓展

20世纪上半叶，澳门国立图书馆经历了频繁的搬迁，这一过程恰似其身份认同的不断调整。 1917年至1923年栖身于峰景酒 店，1924年至1929年迁往塔石残疾人收容所，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反映了殖民政府对文化事业重视不足的现实。

1929年成为转折点。当时的市政厅让出豪华楼层给图书馆，使议事亭藏书楼得以诞生。这座以葡国玛弗拉修道院图书馆为蓝本设计的文化殿堂，装潢典雅，藏书丰富，包括17-20世纪中叶的外文古籍、非洲及远东的葡萄牙历史文献珍本、《蜜蜂华报》（1822年创刊的葡文报纸，中国境内首份报纸），使其很快被誉为「东方最豪华的图书馆之一」。

这一时期，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开始拓展。 1941年，殖民政府规定所有出版机构必须呈送两册出版物给公共图书馆，这一法定收藏制度的建立，使图书馆开始承担保存地方文献的重要职责。市政厅图书馆于1929 年2月开始使用，现名为议事亭藏书楼。 （澳门记忆官网图片）

从单一机构到最大的公共图书馆系统

二战后，澳门图书馆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1952年，根据葡萄牙海外省部长法令，澳门国立图书馆获得无偿接收葡萄牙和各海外省书刊的权利。至1962年，馆藏已达43,336册，服务能力显着提升。此后，图书馆系统不断扩展，分置多处，主要分为中文与葡文两大语系。

这一时期，图书馆也开始注重本土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特别是澳门地方文献、土生葡人文化资料的收藏，体现了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一直发展到今天，澳门国立图书馆成为最大的公共图书 馆 系 统。 据1989年9月25日 第63/89/M号 法令，澳门国立图书馆改名为「中央图书馆」，成为澳门最大的公共图书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