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阴霾正渐渐消散，五年来，疫情带来的考验展现了各个城市应对危机的真实韧性。这场与病毒的近身搏斗，亦成为澳门百年公共卫生发展进程中，一场重要的战役。长久以来，澳门便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但其所在的独特地理位置——深处岭南、面朝大海——在赋予其商贸繁荣与文化多元的同时，也带来繁杂人流与灾疫危险。从曾经「瘴疠之地」的疫病困扰到如今面对疫情的沉着应对，回望濠江百年「战疫」史，不仅见证了澳门人坚韧不屈的生命力，更映照出科技进步与良政善治如何重塑抗疫格局，令澳门在经历突如其来的疫情风雨时愈发从容。2020年1月，澳门特区政府设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将发热症状的病人统一送到医院进行检测。（蔡少民摄，摘自「澳门记忆」文史网）

百年前的瘴疠之地：疫症阴影笼罩濠江

翻开世界上任意一个港口枢纽城市的发展史册，皆可找到关于商贸繁盛伴随流行疾病困扰的文字记载，澳门亦不例外。澳门地处人称「瘴疠之地」的岭南，夏季漫长潮湿，蚊虫孳生，为疟疾、登革热等疾病提供了温床。更甚者，16世纪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与人员络绎不绝，使得澳门成为各种传染病由海外传入中国内地，或由内地向外扩散的节点。

澳门较为清晰的抗疫记忆，始于19世纪抗击天花的历史。19世纪之前，天花在澳门及内地频繁爆发，屡屡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当时，医学知识尚未普及，民间多以迷信方式应对，然而澳门作为中西交流的前沿，较早接触到西方防治天花的方法——种牛痘。1805年，西班牙国王的御医巴尔米斯在菲律宾马尼拉推广牛痘。当时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啤道路正在马尼拉进行贸易活动。啤道路返回澳门前，让他所有的船员都接种了牛痘，牛痘疫苗就这样被成功传入澳门。

而彼时澳门的华人医生学习了接种术后，将牛痘带回内地施种，为内地抗击天花提供了重要支持。自此，澳门作为西方医学知识和疫苗技术进入中国的重要窗口，一定程度上帮助内地抵御疫病的侵袭。

除了天花，鼠疫也曾在19世纪为澳门带来疫灾，尤以1895年的大爆发最为惨烈。这场瘟疫从香港、由沙栏仔传入澳门，在人口密集的旧城区迅速蔓延，导致过千人死亡，令澳门社会一度陷入恐慌。鼠疫的肆虐，促使澳葡政府开始重视城市环境卫生。这场灾难为澳门公共卫生管理敲响了警钟，令其逐渐从被动应对走向更系统化的管理。至1980年，澳门同善堂每年向民众提供免费种牛痘服务，图中大门左侧张贴写有「赠种洋痘」的告示。（同善堂历史档案陈列馆收藏，蔡少民提供，摘自「澳门记忆」文史网）

世纪之交的守望：防疫韧性初建立

进入20世纪，随着医学发展和公共卫生理念的进步，澳门的「战疫」措施不断升级。然而，新的流行病挑战亦随之而来，考验着城市的应对能力。

20世纪中期，全球性的儿童健康杀手小儿麻痹症席捲澳门，许多儿童因此致残甚至死亡。针对小儿麻痺症，澳门引入了疫苗接种计划。医护人员深入社区，为儿童大规模接种疫苗，有效控制了疫情。自1975年开始，澳门就没有再发现小儿麻痹症。这标誌着澳门在传染病预防上，从被动救治转向了主动的预防策略，疫苗接种成为了现代防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爱滋病（AIDS）的出现，为澳门带来了新的公共卫生挑战。澳门首宗爱滋病输入病例是1986年的一名瑞士籍游客。1990 年，澳门发现首例本地人感染爱滋病病例。之后，澳门政府和医疗机构加强对高危人群的监测与干预，推广安全性行为，并对公众进行普及教育。虽然这是一场长期战役，但澳门在爱滋病防治上的努力，体现了公共卫生服务从单一疾病控制向综合性、社会性干预的转变。旧时澳门民间相信哪咤巡游能赶除鼠疫。（大三巴哪咤庙值理会收藏，蔡少民提供，摘自「澳门记忆」文史网）

新时代科技赋能：协同抗疫筑永续防线

进入21世纪，全球化加速，人员流动日益频繁，传染病跨国界传播的风险也随之增加。澳门在这一时期，先后经历了两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沙士」（SARS）和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COVID-19）。先后两次大考，展现了澳门在抗击疫情方面，透过治理、科技和协同合作取得长足进步，同时也为澳门如何应对未来的长期「战疫」带来启迪与思考。

要构筑永续的公共卫生健康防线，澳门除了不断强化医疗体系和协作机制，更须持续检视自身治理与公共管理中的问题。正如澳门大学荣休教授王建伟、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刘俊丽等学者于《澳门治理新冠肺炎疫情的路径、成效与评估》一文中所指出的，新冠疫情让澳门社会清醒认识到经济结构的挑战。实现健康、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将为公共卫生提供坚实后盾；同时，强大的公共卫生防线亦是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基石。唯有两者相辅相成，方能共建濠江未来福祉。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蔡少民所着之《澳门瘟疫简史》，澳门：蔡少民，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