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本澳知名学府澳门大学迎来建校45週年。1月11日，澳门大学举行校庆启动仪式，正式拉开45週年系列庆祝活动的序幕。对一所现代大学而言，四十五年恰如旭日初升，正是蓬勃成长、蓄力前行的发展阶段。然而，若追溯澳门高等教育的历史脉络，则始于400多年前圣保禄学院的创立，由此开启一段跨越世纪的、关于知识传承与教育转型的漫长旅程。从大三巴牌坊旁的诵读声，到凼仔山间的办学探索，再到今天横琴校区与大湾区发展深度融合的崭新篇章，澳门的高等教育在时代变迁中，走过了「断裂与重生」交织的独特发展路径。

1月11日，澳门大学举行45 週年校庆啓动仪式。（澳门大学提供，摘自横琴澳粤深度合作区澳门办事处网站）

西学东渐的钟鸣：曾经的「远东第一学府」

时光回溯至万曆年间，当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踏足这片土地，澳门便成为中西文化初次剧烈碰撞的交汇点。万曆八年（1580年），天主教耶稣会士踏足澳门，并开始在此地兴建教堂。本地华人带着文化自信，以「寺」、「庙」为教堂命名，例如「三巴寺」、「花王庙」。正是其中的「三巴寺」——这座由耶稣会士、日本流亡教徒与本地工匠合力完成的「天主之母」教堂，孕育出了远东地区第一所西式大学——圣保禄学院，标誌着西式高等教育在中国乃至东亚的开端。据《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记载，这座依山而筑、形如城堡的学府，不单是神学殿堂，更是科学与人文知识的交汇之所。其课程内容远超宗教範畴，神父们既授拉丁文、修辞学，亦讲授物理、天文曆法与医药知识，甚至开设日语班，成为当时培育远东传教士的摇篮。

当年的圣保禄学院，拥有图书馆、印刷所与天文台，其学术规模与视野不逊于同时期欧洲的教会学府。然而，随着1762年耶稣会在葡萄牙遭取缔，营运已逾160年的澳门圣保禄学院被迫关闭，其建筑后被改作兵营。直至1835年一场大火，学院主体建筑几尽焚毁，仅余教堂前壁与部分基址。自此，澳门的高等教育陷入长逾百年的沉寂与断层，那曾划破小城宁静、象徵西学东渐的知识钟声，亦在历史长河中渐成余响。

荒原上的复兴：现代高等教育的「破土」

1980年代，澳门虽经济开始起飞，却在高等教育领域留有一片长达百余年的空白。本地学子欲升学深造，唯有负笈海外。这片学术沉寂之地，直至1981年终于迎来转机。怀着「为澳门育才」的抱负，黄景强、胡百熙与吴毓璘三位博士，于凼仔创办了澳门首座现代高等学府——东亚大学，即今日澳门大学的前身。创校之初，东亚大学虽採英式学制、带有私立精英教育色彩，却无疑为澳门现代高等教育点燃了复兴的星火。

真正的转折始于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权交接，澳门社会对精通法律、行政及多国语言的本地专业人才需求日益迫切，「澳人治澳」的蓝图亟需教育体系支撑。既有的私立大学格局，已难以承担这一时代重任。1988年，澳葡政府果断决策，透过澳门基金会斥资一亿三千万澳门元全面收购东亚大学，完成澳门高教史上关键的「私转公」体制转型。

1991年，东亚大学迎来意义深远的分拆重组，自此孕育出三所重要的高等教育学府：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原理工学院），以及澳门城市大学（原东亚大学公开学院）。这「一源三流」的历史性变革，不仅标誌着澳门公立高等教育体系正式成形，更为本地社会的长远发展与人才培育，开启了蓬勃的新篇章。

叶茂湾区的新篇章：珠江口的学术潮涌

回归以来，特区政府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推动澳门高等教育进入多元发展的快速轨道。各大院校逐步从教学型大学，向教学与科研并重转型，其中澳门基金会始终扮演着关键的推动角色。透过资助院校建设校舍、实验室及研究项目，基金会有效促进了整体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缩小了院校间的资源差距。

最具标誌性的突破，莫过于澳门基金会资助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的建成与启用。此举不仅解决了原有校园空间不足的困境，更是在「一国两制」方针下的一次制度创新——在横琴土地上实施澳门法律，实现了澳门高等教育在发展格局上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

今日的澳门高等教育，已非昔日可比。在国家科技部、教育部等支持下，中药研究、行星科学、人工智能应用等国家实验室及研究中心在澳门相继设立。2023年，由澳门科技大学主导的「澳科一号」卫星成功发射。这颗全球首颗低纬度地磁探测卫星的运行，标誌着澳门高等教育的使命已从人才培育，拓展至参与国家前沿科研创新的新阶段。

从圣保禄学院的开创，到东亚大学的拓荒，再到横琴岛上现代化的大学群落，澳门高等教育走过了四个半世纪的漫长历程。成立45週年的澳门大学，见证的不只是一所大学的成长，更是一座城市在知识传承与科学文明追求上的发展轨迹。如今，求知的迴响已越过濠江，汇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潮涌，谱写融合创新的澳门高等教育新章。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杨开荆所着之《澳门昔日图书馆》，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门基金会，2021年）

西洋画中1854年的圣保禄学院（右侧建筑）及大三巴牌坊。 （澳门文化局图片，摘自「 澳门文化遗产 」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