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于1991年的澳门中银大厦。上世纪90年代，中国银行成为澳门本地发钞银行之一。（李公剑摄，李小洁提供，摘自「澳门记忆」文史网）

信用初立 战火铸币

如今通行于澳门的法定纸币，官方名称为「澳门元」（Macau Pataca），市民日常惯称其为「葡币」或「澳门币」。其实，「澳门元」虽俗称「葡币」，却与历史上葡萄牙的货币单位「士姑度」（Escudo）无关，其名称实则源于19世纪末在远东广泛流通的墨西哥银元「鹰洋」（Pataca Mexicana）。1905年澳门首次发行本地货币时，便沿用此记账单位，定名为澳门元，其国际标準代码MOP中的「P」即代表Pataca。

在本地货币发行前，澳门市场长期处于多元货币混用状态：银块、外币及银号私发的「凭票」皆参与流通。这些加盖「士胆贴足」戳记的纸单，虽缺乏统一规範，却成为早期贸易的重要信用媒介。

首套官方澳门币由大西洋银行于1905年发行，每张均须经理亲笔签署，体现了发钞的庄重与信用个人化特徵。然其初期发行有限，多与外币并行，尚未取得主导地位。真正的转折发生于1941年香港沦陷后，海外印钞供应中断，澳门陷入「钱荒」。1943年，在华人领袖何贤等人的推动下，政府委託本地「先进印务有限公司」印製战时纸币，即「先进版」纸币（亦被民众称为「葡纸」，标誌着货币供应在危机下的在地化突破。

据学者麦健增博士记载，当时市民为兑换信用较稳的「 葡纸 」，在银行门前「 排成行列作龙蛇状，磨肩擦踵，废餐鹄候 」。这一景象不仅反映战时对可靠货币的迫切需求，亦彰显民间对澳门币认受性的提升。1944年，政府正式颁令禁用外币流通，从法律与社会层面确立了澳门币的主导地位，为其后数十年的制度发展奠定关键基础。

货币定锚 制度转轨

战后，随着国际金融秩序逐步重建，澳门的货币制度也迎来关键转型。儘管1952年发行了首套金属硬币，民间经济活动仍长期依赖港元流通。直至1980年代，澳门货币监管体系方步入现代化的关键阶段：1980年成立的「澳门发行机构」（IEM），首次将货币发行权由商业银行收归具公共职能的专责机构；其后于1989年改组成立的「澳门货币暨汇兑监理署」（AMCM），更标誌着完整、独立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正式确立。

此阶段最具深远影响的制度建树，莫过于货币发行局制度的全面确立。该制度以严格的外汇储备支撑为核心原则，规定每一澳门元之发行，皆须以足额外汇（主要为港元）作为兑换保证。至1987年，相关储备比例已达百分之百，从机制上根本杜绝了信用扩张可能带来的货币风险。1995年，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获准加入发钞体系，与大西洋银行形成「双行发钞、比例各半」的稳定架构。此一「双行发钞」格局，结合百分之百外汇储备的刚性约束，共同构成了澳门货币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制度之锚」，不仅稳住了过渡期的金融秩序，更为回归后融入国家金融协作体系，奠定了坚实而可信的制度根基。

体系深化 全面协作

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澳门经济在回归前夕一度达到低谷，本地生产总值出现-2.4%的负增长，经济韧性降至低点。这一压力测试，亦凸显了澳门原有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为回归后的货币与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提供了现实的起点。

回归后，澳门金融管理局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承接并强化了货币监管重任。在联繫汇率制度的基础上，金管局通过发行金融票据、灵活调节流动性、与内地开展货币互换等操作，有效维持了澳门元币值稳定。更重要的是，澳门货币体系从侧重内部稳定的「自治」模式，积极转型为「协作」模式，其核心标誌是逐步确立并深化了「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的战略定位。

近年来，通过拓展人民币清算、债券发行及签署系列跨境金融协作协议，澳门强化了与内地的流动性支援网络，吸引了更多葡语国家机构来澳投融资。货币制度从「稳健自治」到「协作赋能」的转变，正是澳门在回归后依託国家支持，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制度升级动力的关键体现。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丁浩所着之《澳门货币》，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门基金会，2019年）

西哥「鹰洋」曾是葡萄牙在远东地区推行的货币之一，亦是澳门元的葡语名称起源。（王健提供，摘自「澳门记忆」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