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2月的北风拂过南湾山岗，大堂前地的葡式碎石路上，光影在喷泉与石十字架间悄然流转。对澳门人而言，这座被亲切唤作「大堂」的主教座堂，不仅是世遗瑰宝，更是承载城市记忆的心灵地标。每逢圣诞，钟声与子夜弥撒的圣咏悠然响起，彷彿穿越数百载光阴，叩动每一颗寻求平静与祝愿的心灵。

每逢礼仪活动，很多人便会前往主教座堂内参加弥撒。（陈显耀摄影，邓思平提供，摘自「澳门记忆」文史网）

历史筑迹：从「望人寺」到教区中枢

在 澳 门 的 文 化 地 景 中， 主 教 座 堂（Séathedral）佔有独特一席，它更有着两个颇具中国色彩的名字——「 大庙 」或「 大堂 」。根据《 澳门掌故 》中所言，这种称呼源于早期华人将教堂视为「 洋人的庙宇 」，其地势居高临下，旧时岗前未有高楼遮挡，南湾海面一览无遗。传说昔日葡人妇女常登此高岗，凭栏远眺目盼良人归航，故在《 香山县誌 》中留下了「 望人寺 」这个充满温情与忧思的别称。

在宏大的宗教版图中，主教座堂的地位非同一般。1576年，教宗额我略十三世颁布诏书，正式成立澳门教区，其辖区曾涵盖中国、日本、朝鲜及周边岛屿，成为远东天主教传播的起点与中心。最初的主教座堂设于望德堂，约在1622年，才在如今被称为「大庙顶」的地方建成新堂。

主教座堂的命运与澳门休戚与共。它从简朴的木构小楼，到改为砖石结构；历经1762年耶稣会被解散的动荡，也曾在1836年一场威力巨大的颱风中几乎全毁。今天我们所见的庄严样貌，主要源于1844年至1850年间的重建，并于1937年改以钢筋混凝土加固。其新古典主义立面设计简洁而恢弘，主祭坛下安息着多位主教，包括为重建工程倾尽心力的俾利喇波治主教。墙上石刻的拉丁文「SS.M.V. Mariae Nascenti」（献予童贞玛利亚诞生），默默见证这座圣堂跨越四个世纪的信仰坚守。

大堂前地（Largo da Sé）和主教座堂均属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澳门历史城区。（赵村野摄，摘自「 澳门记忆 」文史网）

子夜咏歎：全城瞩目的圣诞弥撒

在主教座堂众多的宗教仪式中，圣诞节的「子夜弥撒」尤为澳门人所熟悉。虽然全澳各堂区均有圣诞庆典，但主教座堂的弥撒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既是「教区中心」礼仪的象徵，也始终保持着最为庄重严谨的传统。

每逢平安夜，将近午夜时分，大堂前地早已聚满不同族裔的信徒。随着钟楼的钟声响起，由主教亲自主礼的祭礼开始。当圣咏团唱起悠扬的《普世欢腾》，歌声在宽广的三合土空间内迴荡，透过带有伊比利亚风格的建筑线条，营造出神圣而庄严的氛围。

主教座堂子夜弥撒的独特，更在于其「公共性」与「本土性」的交融。过去，不少政界人士与社会名流皆依循传统出席此礼。在庄重的拉丁文或葡文圣咏之间，穿插着熟悉的中文（粤语）祷词，正是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在信仰层面最生动的体现。

每逢平安夜，在主教座堂举行的子夜弥撒会吸引大批教徒和居民、游客参与。（《 力报 》资料图片）

传承共融：世界遗产中的当代生命力

步入21世纪，主教座堂与大堂前地的意义已超越了纯粹的宗教範畴。2005年，它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堂前地的空间转变，正是一个从「封闭」走向「和谐共融」的过程，这其中离不开澳门特区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的持续推动。

早年的大堂前地曾一度沦为停车场，缺乏场所感。2004年的修复改造是一次关键的文化实践，也体现了特区政府保护城市文脉的决心：设计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空间理念与葡萄牙建筑风格相结合，改善了公共空间品质。如今铺设的葡式碎石路面，与新古典主义的堂面相互辉映，新增的小型喷泉与壁画，亦唤起公众对城市历史的记忆。

在政策支持层面，特区政府透过法律制度、资源投入与公众教育，系统性地守护着这份遗产。主教座堂所承载的文化资产，如2010年列入亚太区《 世界记忆名录 》的教区档案文献，其整理与研究工作便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些文献纪录了1550年至1890年代东西交流的点滴。

今日的主教座堂，在圣诞期间不仅有庄严的弥撒，更有主教府与周边特色餐馆、商店形成的独特生活圈。当游客在大堂巷买一碗咖哩牛杂，转身看见座堂顶端的十字架在晚霞中熠熠生辉时，这种世俗与神圣、东方与西方、历史与当下的完美共存，正是澳门在文化保育与社区发展中取得平衡的动人缩影。

主教座堂的圣诞，不只是一个节日，它是一座城市在特区政府的引领与社会共同努力下，守望历史并向世界发出的平安祝愿。无论你是否拥有信仰，在庄严的钟声下，都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四百年的和谐庄重之美，以及文化传承在当代焕发的生命力。

（本文部分内容摘自王文达、刘羡冰、伍华佳所着之《澳门掌故》，澳门教育出版社，2003）

1950年代，衆神父、修女及辅祭于某庆典后在澳门主教座堂合照留念。（澳门圣若瑟修院典藏，澳门文献信息学会提供，摘自「 澳门记忆 」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