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五级火灾，导致七栋建筑连续起火，成为香港自1948年以来伤亡最严重的火灾之一。香港特区政府全力投入救援资源，此次事件凸显了高密度城市在面临外墙易燃物料、火势垂直快速扩散等特定风险叠加时，对整体公共安全系统所形成的重大考验。

澳门消防局会定期举行火警及疏散演习，图为2018年12月旅游塔防火演习。（澳门消防局资料图片）

事件发生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迅速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以慰问，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澳门透过澳门基金会捐助港币3,000万元，以支援香港的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

面对邻埠所遭遇的严峻挑战，澳门亦有必要客观审视自身的风险管理与安全体系。透过回顾澳门消防服务的发展历程，或许有助于我们探讨如何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并持续强化城市应对複杂灾害的能力。

从鸣炮示警到专业建制：澳门消防服务的诞生

澳门消防服务的演进，是与城市发展同步的风险应对史。

早在1851年（清咸丰元年），澳门便建立了最早的火警响应机制——以炮台鸣炮两声作为警报信号，救火职责则由澳门炮兵营承担，标誌着官方组织的消防行动就此萌芽。随着城市发展，专业的灭火力量成为迫切需求。至1883年（光绪九年），《澳门消防处规章》核准实施，一支配备四辆水车的「担水队」正式成立，澳门消防事业由此迈入专业化与制度化的初步阶段。

进入20世纪，消防体系迎来结构性升级。1915年，消防部门与公务局分离，重组为独立的专业队伍，在消防监督的指挥下运作，并配备了蒸汽水车、梯车等先进设备，现代消防队的组织与技术基础由此奠定。1923年，位于镜湖马路与连胜马路交界的新消防局大楼落成，总局迁入，象徵着消防服务正式纳入现代市政管理体系。当时香港与广州消防队代表均出席剪綵仪式，体现了区域间的专业交流与协作。

消防局的职能亦不断拓展，逐步从单一灭火向综合救援延伸。自1923年起，便已开始提供公共救护服务。而更早的记载显示（《澳门政府宪报》1888年8月21日），在1888年霍乱疫情期间，消防督察山度士．瓦吉尼亚斯少校（José dos Santos Vaquinhas）即负责卫生防疫工作并不幸殉职，这印证了澳门消防人员承担跨职能公共服务、守护城市安全的传统由来已久。

体系升级：法制完善与专业分工的消防新阶段

澳门回归后，消防服务迎来体系化革新。1999 年，消防局正式更名，并依据2001年颁布行政法规，成为直属保安司司长的保安部队，开启专业化发展新篇章。

在装备与设施方面，消防局持续推进现代化建设。2002年引进多类专业救援车辆；2006年，消防局总部暨西湾湖行动站正式启用，提升整体应急响应能力。为应对越发複杂的城市灾害，2016年成立「特勤救援队」，专责处理高空拯救、特殊事故及危险品监控等高风险任务。同年，燃料安全委员会职能併入消防局，实现对城市安全风险的集中监管，强化整体防控网络。

法制建设是消防体系现代化的核心。近年来，澳门积极完善消防安全法律框架。2022年实施第15/2021号法律《楼宇及场地防火安全的法律制度》，全面规範建筑防火标準；2023年生效的《危险品监管法律制度》，则进一步健全危险品全流程管理，为高密度城市环境筑牢法律防线。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消防员的职责早已超越传统的防火救火。从交通事故救援、自然灾害应对，到各类公共安全事件处置，消防员已成为城市紧急救援体系中的核心力量，承担着多样化的抢险救护任务。

消防工作始终伴随着高度风险。1998年格兰披治大赛车期间，消防员李志坚在执行救援任务时不幸殉职，这一事件深刻提醒社会，消防工作所面临的危险与挑战，亦凸显对这份专业的持续投入与社会尊重的重要性。

全民协作：构建高密度城市的消防安全韧性

香港大埔火灾是一次对所有高密度城市的深刻警示。该事件表明，仅依靠事后扑救难以完全控制灾害损失，事前预防与公众自救能力同样关键。

澳门与香港在城市结构与风险类型上具有相似性，因此，进一步完善法规执行与公众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市民应积极配合《楼宇及场地防火安全的法律制度》，确保逃生通道畅通、消防设备正常运作。同时，家庭与个人也需具备基本自救意识，熟悉逃生路径与应变程序，在灾害发生初期把握关键应对时机。

回顾澳门消防局的发展历程，其演变始终与城市风险变化紧密相连，展现出不断适应与专业化的过程。消防安全永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政府持续完善法律与资源配置，也离不开市民的积极参与与自我防护意识的提升。唯有通过制度与社会的双重努力，才能构建更具韧性的城市安全防线，从容面对未来各类複杂挑战。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澳门编年史》第四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1983年，消防员在美副将大马路救火。 （冯卓华摄，澳门摄影学会提供，摘自 「澳门记忆」 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