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望洋畔迎全运 濠江体育百年路

今年11月与12月,澳门将携手粤港,迎来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及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十五运会及残特奥会」)。这不仅是澳门回归以来承办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更是这座小城百年体育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从昔日西洋体育东渐的「第一站」,到今天聚力打造「活力体育之城」,澳门的百年体育发展之路,奠基于团结与坚韧的体育精神,时至今日更与时代浪潮、国家发展同频,力图在世界的竞技场上以更自信、开放的姿态展现澳门的独特魅力。11月及12月,澳门将和广东、香港共同主办第十五届全运会及残特奥会。(摘自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及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澳门赛区筹备办公室网站)

开风气之先:西洋体育的东方门户

澳门是中国最早引入西方体育概念的城市,这得益于其作为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前沿的特殊地位。从16世纪中叶澳门开埠起,葡萄牙人将欧洲的体育运动带进澳门,包括骑马、射击、游泳等。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进驻澳门,来澳门驻冬的英国人亦随之将绅士体育带来澳门,其中最为盛行的便是英人非常热衷的赛马运动。在1830年代出版的(瑞典)龙斯泰所着《早期澳门史》中附录了一幅《澳门市区及港口图》,「当中可见在关闸之南,标有跑马场 ──「Racing Ground」,此后的其它地图中亦有标注」。(引自冯菲、叶农《试述港澳地区在西方体育传华过程中的历史地位》,《RC文化杂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2016)

另外,桌球(檯球)、板球、网球等现代运动也传入澳门。儘管当时的体育主要服务于西方人社群,但这些活动的举办、规则的确立,以及体育设施的建设,无疑为华人社会接触并理解现代体育精神打开了一扇窗,使澳门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独特的「西洋体育启蒙之地」。然而,由于社会结构和殖民统治的限制,这些体育活动未能普及至广大华人社群,缺乏群众性的基础和本土化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澳门流行的博彩体育活动赛马车。(戴国标摄,澳门摄影学会提供,摘自「 澳门记忆 」文史网)

沉寂与潜流:本土化体育发展探索初期

随着香港的开埠和区域经济格局的变迁,澳门的体育先发优势逐渐消退。从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时期,澳门的体育活动虽然偶有举办,但大多属于自发性的组织和地区性的竞赛,规模和影响力有限。官方对体育的投入难以为继,专业教练和系统性的训练更是匮乏。在此背景下,体育活动的社会功能悄然转向——它成为华人社群维繫认同、砥砺精神的重要载体。例如,华人社团举办的武术表演以及节庆时的龙舟竞渡,皆是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为本土意识争取存续空间的积极实践。

抗日战争的爆发,亦深刻影响了澳门体育的社会角色发展。随着内地大批中小学迁澳办校,本地华人学校的体育事业意外获得发展契机。同时,澳门体育界亦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1937年成立的「澳门学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四界救灾会」),为抗战救亡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段以沉寂为表象的时期,实则蕴藏着澳门体育发展转型的伏笔。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澳门经济的起飞和社会大众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群众性的体育热情开始高涨。政府开始系统规划与资助兴建公共体育设施,为澳门的体育复兴积蓄了破土而出的能量。

回归后的复兴:竞技旅游双轮驱动

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为本地体育事业开启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特区政府接连成功主办2005年东亚运动会、2006年首届葡语系奥运会及2007年亚洲室内运动会等一系列国际性赛事,结合自1954年创办的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1996年引进的澳门国际排联世界女子排球大奖赛等传统盛事,共同铸就了坚实的体育基础。

为支撑这一发展态势,特区政府大力兴建大型综合体育设施。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各区现代化体育馆与市民公园相继落成,不仅极大丰富了居民的日常体育选择,更为承办高端赛事提供了硬件保障。与此同时,政府系统化地加强对精英运动员的培育与投入,令澳门在国际及区域赛场上的竞争力显着提升,于武术、空手道、游泳等优势项目中屡创佳绩,捷报频传。

通过连年举办格兰披治大赛车、国际马拉松、篮球及乒乓球类邀请赛,澳门成功探索出「体育+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这些赛事已超越竞技本身,成为吸引全球体育迷的城市名片,逐渐树立「体育之城」的鲜明形象,不仅大幅提升澳门的国际能见度,更为本地经济注入新动力。

时至今日,澳门已基本构建起完善的公共体育设施体系,拥有了蓬勃的大众体育氛围,并积累了丰富的大型赛事主办经验,同时特区政府提出坚持不懈地採取「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利好体育产业在澳门的长足发展。即将到来的十五运会及残特奥会,既是对澳门体育事业发展的最佳见证,也标誌着「体育之城」的建设迈入了崭新的阶段。立足于此,澳门在国家体育事业的宏伟蓝图中,谱写属于自己的时代进行曲。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冯菲、叶农所着之《试述港澳地区在西方体育传华过程中的历史地位》,《RC文化杂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