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运会的圣火在大湾区点燃，全国运动健儿齐聚岭南，拱北口岸这座连接粤澳的百年关闸，正以崭新姿态承担起保障赛事通关的重要使命。见证历史的古老关口，如今在时代脉动中焕发新生。

拱北口岸是拱北海关关区範围内七个口岸之一，亦是国内通关旅客流量最大的口岸。（ 《力报》 资料图片）

从1949年1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拱北海关，终结六十余年洋税务司统治，到今日成为智慧通关枢纽，拱北关闸的每一次转型都印刻着国家发展的轨迹。它既是清末澳门主权博弈的历史见证，更是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

如今，拱北口岸正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确保两地人才与物资往来畅通，在新时代开启连通湾区的新篇。

帝国余晖下的「洋关」岁月

拱北海关的渊源虽可溯至清康熙年间，但现代海关体制的确立，始于1887年。那一年，清政府在列强压力下正式设立拱北关，并由匈牙利人法来格（E. Farago）出任首任税务司，开启了特殊的「洋关时期」。

拱北关的名称是由清朝光绪皇帝在批覆奏摺时亲自裁定：「澳门关设在拱北湾，即名曰拱北关。」由天子为边境关口命名，在清代海关史上堪称绝无仅有。名称源于当时的拱北湾与拱北岛，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地理记忆。

建关之初，关址并非今日关闸，而是设于马骝洲岛附近，其核心马骝洲税厂坐落于今日十字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一带，监控着水道上的往来船只。总关则位于澳门境内，一度临时设于风顺堂街1号一栋原属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英式洋楼内；1887年5月迁往澳门大堂街10号一栋葡式洋楼。

拱北关的设立虽于形式上确立了关税主权，实则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洋税务司治理。在外籍官员主持下，关务与主权的矛盾始终存在，鸦片贸易的猖獗更让海关背负沉重压力。中葡之间边界争议与设关摩擦不曾停息，这段屈辱与抗争交织的岁月，直至新中国成立才画上句点。

1986年4月5日，清明时节在拱北口岸边检大楼过关的人潮。 （陈永汉摄，摘自「 澳门记忆 」文史网）

跨越边界线的「乡愁」通道

1949年1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拱北海关，随着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拱北海关」正式命名，这个历经沧桑的边境关口重获新生，亦被赋予了全新使命。

自1951年2月开始，广东实施边境管理，要求出入境须持通行证，拱北关闸由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口岸，边境管理步入规範化轨道。

政策的严格执行之下，还有对民生需求的理解与回应。1956年，有关部门放宽港澳同胞往来限制。针对每年清明节澳门同胞返乡扫墓的迫切需求，创设了当日往返的「扫墓证」制度——广东方面委託澳门中华总商会等机构在关闸与拱北间的缓冲地带设点，为当日往返的扫墓民众核发专用证件。（引自澳门中华总商会庆祝成立一百周年筹备委员会特刊组主编之《澳门中华总商会庆祝成立一百周年纪念特刊》，澳门中华总商会，2013）

这项务实的举措，在遵守边境管理原则的同时，体现了对传统习俗和民情的尊重。在此后逾二十年间，有效解决澳门人北上祭祖的民生需求，成为特殊时期联通两地亲情的重要纽带。直至1979年回乡证制度实施，这道独特的边境风景才得以告别历史舞台。

湾区融合时代的智慧国门

步入新世纪，拱北海关见证着粤澳加速融合。随着澳门回归与大湾区发展战略出台，这里拱北口岸已成为全球最繁忙的旅检口岸，年通关人次已连续13年居全国首位。根据内地央视新闻报导，截至10月25日，拱北口岸本年度出入境旅客总量已突破1亿人次，成为全国首个年客流量迈过1亿人次大关的口岸。

面对持续增长的客流，科技已成为通关的核心动能：2024年，拱北口岸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启用「刷脸通关」通道，合资格旅客无须出示证件即可快速通行。此外，红外测温、智能审图、自助查验等系统的全面应用，让旅客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15秒以内，不仅提升了口岸效率，更深刻改变了跨境通勤人员的日常生活。

百年风云流转，拱北关闸的变迁是中国从封闭到开放、从被动边陲守御到积极区域协同的微观缩影。从最初的贸易关卡到如今的智慧国门，它已从地理标识转型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中的关键一环，这条连通粤澳的物理通道，亦已昇华为驱动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战略性动脉。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郭雁冰所着之《拱北关总关设于澳门考略》，摘自《文化杂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2013年第八十八期）